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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紫砂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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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宜兴


宜兴历史悠久,山水秀丽,人才辈出,是著名的江南鱼米之乡、教授之乡、书画之乡、环保之乡,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千百年来形成了独特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指人类社会中各种文化现象,以及带有普遍意义的人们的意识、观念、思维活动状态。人文精神是一个地方的文化个性。“城市精神”属于人文精神范畴。笔者认为,纵观宜兴地方历史文化,宜兴人文精神可以概括为“忠义奋发、创新达变、诗书传家”。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宜兴人文精神的形成离不开一方水土。西氿两岸是宜兴文明发展的摇篮。归径骆驼墩史前文化遗址和徐舍西溪遗址的考古发掘,我们看到了宜兴先民为改善生存环境劳动奋斗的印记,看到了宜兴文明发展的源头以及先民的劳动创造和奋发图强的精神。正如意大利近代著名历史学家、作家乔乃尼奥里所说:“劳动却是产生一切力量、一切道德和一切幸福的威力无比的源泉。”劳动创造也是宜兴人文精神的源泉。


人文地理学理论认为,不同的自然环境会产生不同的人文现象。远古时期的宜兴,荆棘丛生,荆水苍茫,野兽出没,自然条件十分艰苦。孟子说,“生于忧患”,宜兴先民在忧患和艰苦中奋发向上,信心坚定,同时也表现出创造的智慧。艰苦的自然环境,培养了宜兴人奋发图强的性格。骆驼墩文化遗址的时间跨度前后延续达4000多年,说明先民们的劳动创造延续不断。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它包括了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整个过渡阶段。同时,这也是文明和人文精神逐步发展的历史阶段。
史书有周泰伯逃荆,后定居梅里的记载。宜兴古称荆溪,泰伯“逃荆”是3000多年前中原文化与江南本土文化结合的开始,加速了江南文明发展的进程。战争及朝代更替,对人文精神的形成和价值取向有着巨大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宜兴地处吴越之战、楚越之战的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不同地域的文化交汇之地,文化特征鲜明。被称为舞蹈活化石的宜兴民间假面舞“踩桑忙”,仍保留了远古先民的一些传统习俗,其中有许多文化交融的痕迹。公元前221年,秦朝设阳羡县,取名“阳羡”即太湖西岸,荆溪之滨已成肥沃之地。说明经过长期的环境适应,拓荒开发,不断改善生存条件,宜兴及江南一带已从原来的荆蛮之地成为相对丰饶的鱼米之乡。正是这独特的一方水土,培育了特点鲜明的宜兴人文精神。

宜兴自古是忠义奋发之乡,忠义奋发是宜兴人世代相传的一种信念和精神,是一种文化,是一种道德观,在宜兴有深厚的思想和社会基础。西晋周处将军为“阳羡第一人物”,明危山“忠义集序”称:“其生也,全义于乡里,效忠于邦家”,(见《重刊宜兴县旧志》)。周处是忠义奋发的典型代表,他知错就改,并为民除害,最后以身殉国。周处勇于悔过自新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事迹曾编入语文教科书。这种精神超越时空,在今天仍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周处的儿子周玘奋起于乡,“三兴义兵”平定江南叛乱,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皇帝下诏设立“义兴郡”,以表彰周玘的功绩。朝廷设立“义兴郡”成了宜兴忠义精神的历史烙印。(公元976年避宋赵光义讳,改为“宜兴”,沿用至今。)


宜兴崇尚忠义,其忠义与国家大义,与时代要求相关,决不是泛泛之交的“江湖义气”。宜兴保存了宋代民族英雄岳飞最多的早期军事斗争遗迹。两宋之间,江南也生灵涂炭。岳飞在金陵保卫战后,应邀来宜兴平盗抗金,数战皆捷。宜兴百姓感恩戴德,在周王庙设立了岳飞第一个生祠,画像祭拜,称:“父母生我也易,岳公保我也难”。宜兴子弟踊跃参加忠勇之军“岳家军”。最可贵的是岳英雄以“莫须有”的罪名蒙冤之后,宜兴人以忠义之心接受了岳飞的儿子岳霖来宜兴定居。忠义绵延至今。现在宜兴岳氏,绝大多数是岳飞后裔。宜兴的忠义事迹可歌可泣,宋代县令蒋兴祖抗金,以身殉国;词人蒋捷在贫病中不愿做官;明崇祯朝兵部尚书卢象升,临危受命,忠勇可嘉,存报国之心,入必死之阵,与清兵血战,壮烈牺牲。明末陈贞慧不履清地,南明宰相吴炳叔侄等在生死关头都保持了崇高的气节。
宜兴做人做事,忠义为先。忠义奋发是积极的处事原则,其精神深入人心。明代弘治朝首辅徐溥仿效宋代范仲淹先生,创义庄、义田、义塾、义渡,设“保义堂”,数百年来为人称颂。“义田碑”、“保义堂”、“义庄祠”等遗迹至今犹存。民间义举更不胜枚举。古代修桥铺路是地方大事,宜兴数以百计的桥梁都是百姓或士绅捐资兴建。后唐吴家兄弟修长桥,明代钱氏倡修鲸塘桥等都传为佳话。民国时期宜兴第一任民政长储南强先生,罄尽家资、克服困难,整修善卷、张公两洞,开宜兴现代旅游事业之先河。他深明大义,解放后又把两洞无私献给人民政府。抗日战争时期,宜兴屺亭徐悲鸿到南洋义卖自己的画作,为抗日捐款。宜兴陆平潘汉年,是党的秘密战线负责人之一,在战争年代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解放后,潘汉年同志即使蒙冤期间对党都抱有至死不渝的坚定信念。宜兴大塍姑娘钱秀玲,留学欧洲,二次大战中,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比利时期间,义不容辞,挺身而出,在盖世太保枪口下救出了许多比利时民众,在国际上传为佳话。宜兴历史记载中的义兵、义士、义军、义民、义妇,大有人在,耿耿忠义,代代相传,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古人有“持经达变”之说,即学习圣贤经典,不能死背教条,要懂得变化、变通、变革,而变的核心是“创新”,通过创新变革,求得发展和飞跃。宜兴创新达变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的劳动和生活创造。如宜兴骆驼墩文化遗址,陶器有明显的本地特色,祭祀习俗与瓮棺葬等更加独特,不见于其他马家浜文化遗址。徐舍西溪遗址,发掘出来的大型螺贝堆积,以及在螺贝堆积层之上的红烧土居住面,在太湖流域还是第一次发现。这些都是宜兴先民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为改善居住条件的创新之举。

宜兴是举世闻名的陶都,宜兴为什么是“陶都”而不是瓷都或其他?这正是创新达变的结果。 “早在东汉时,宜兴丁蜀镇与南山一带已形成一个制陶中心,烧造釉陶和灰陶等”,(见《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唐宋以后,由于景德镇发现了优质原料——“高岭土”,瓷器生产向景德镇一带集中。国内许多老的陶瓷产区因此逐步停产、衰败。而宜兴虽然没有发现优质高岭土,但勤劳智慧的宜兴劳动人民却扬长避短,因地制宜特别地发展了“陶”的生产。宜兴以生产日用陶为主,市场广阔,蜀山等地窑场在其他陶瓷产区日渐衰落之际却越烧越红火。历史上,宜兴的制陶业与景德镇的制瓷业几乎并驾齐驱。据《重刊荆溪县志》记载,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宜兴窑产品已是“鬻于四方利最博,不胫而走天下半”,各地商贩云集,“千里之外,趋之若骛”,“商贾扬帆而晓夜行”,“商贾贸易缠市,山村宛然都会”。 (见《中国陶瓷·宜兴紫砂》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山村都会,“陶都”兴焉。事实证明,没有创新就没有陶都。


在陶瓷生产创新实践中,宜兴丁蜀地区的陶工还发明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紫砂陶和均陶。明代学者王穉登在其《荆溪疏》里早有记载。紫砂工艺充满创新精神和想象力,泥料得天独厚,泥片镶接成型工艺独一无二,紫砂文化独树一帜。均陶的施釉工艺和堆花技术,在世界陶瓷史上都有一席之地。“宜兴地区的带乳浊釉的陶器——即所谓‘宜均’,在万历时就已达到了较高水平。”(见《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宜兴陶瓷已经成为世界艺术之林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这是陶都宜兴对世界文化的贡献。
 著名的长沙岳麓书院对联中有“通变为雄”之说。“创新达变”的精神在宜兴已经成为一种跨越时空的活力。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余年来,宜兴创新达变的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宜兴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宜兴是全国闻名的电缆之乡、环保之乡。宜兴获得了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卫生城市等称号。交通、通讯等事业的发展已经跨入全国同类县市的先进行列,低碳经济已经形成相当规模,基本竞争力在全国县(市)级名列第六。宜兴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围绕自然山水和民生环境做文章,宜人宜居,获得了“全国(大陆)最具幸福感城市”和“民生贡献大奖”。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宜兴人创新达变观念的飞跃和坚持改革的决心。



宜兴自古是弦歌之地,耕读为本,这是宜兴人文精神的文化背景之一,显著特点是具有“弦诵”的精神,崇尚读书教育,这已经成为宜兴的历史传统,千百年来,这一传统不断得到丰富,逐步形成了以“诗书传家”为标志的文化个性和地方风尚。“诗书传家”是一种精神信念,是一种思想境界,也是宜兴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诗书传家”具有文化的象征意义。“诗书传家”首先要求人要有乐观通达的生活信念,有优秀的节操品行及完善的人格。有关古籍和记载中不乏先例。古代名著《醒世恒言》中《三孝廉让产得高名》,记载了东汉初阳羡许武教导兄弟耕读为本,并义分家产的故事。反映了宜兴人重耕读,轻钱财的价值观和生活信念。西晋周处读书明志,著书立说,有《风土记》等著作传世,开宜兴代不绝书先河。宜兴鲸塘马公遇是大学者朱熹先生的学生,朱熹称赞他“操若清冰,行同白璧”,人称清白先生。明代首辅大学士、溪隐徐溥在八岁时就自己辑录一册“圣贤要语录”并带在身上,用于时时激励自己。诗书传家的信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宜兴人,使他们的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


宜兴诗书传家的传统和“弦诵”的精神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宜兴崇尚读书学习,以教书育人为百年大计的风尚,历史以来,这已经成为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唐代邮堂五牧村蒋乂,曾任集贤殿学士,皇帝、宰相遇到难题都来征询他的意见。他著书立说,到老也手不释卷,家中有藏书15000余卷。北宋元丰年间,苏轼来宜兴,在蜀山创建东坡书堂。开宜兴书院之先。明代理学家史孟麟,辞病还乡期间与无锡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东林书院,并创办明道书院,为天下看重。书院既是学生学习儒家经典及有关知识的课堂,也是学者文人宣传自己主张的场所。明清之际,宜兴著名的书院有崇儒书院、阳羡书院、临津书院、竺山书院、国山书院、鹅西书院等。宜兴的莘莘学子本着弦诵的精神走向四面八方。宜兴历史上有许多状元、宰相,也有许多读书佳话。善卷洞岩壁上古有“祝英台读书处”刻石。唐宋间李玭、李纲、李曾伯相继来善卷洞读书。任昉、杜牧、苏轼、倪瓒、文徵明、董其昌、魏源等著名文人学者游寓宜兴,丰富了宜兴地方文化,也极大地丰富了宜兴诗书传家传统精神的内涵。近代以来,许许多多学校,都有宜兴人在教学或求学,以至于今天国内教育界有“无宜不成校”之说。1986年教师节,宜兴获得由胡耀邦同志题字的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光荣称号。宜兴是著名的教授之乡、院士之乡、大学校长的摇篮。


宜兴的“诗书传家”又是淡泊名利又抱负天下的人生观。官可以不做,书不可不读。北宋进士单锷,考取功名后没有去做官,而是用30年时间研究太湖水利,终于写就最早的水利专著《吴中水利书》,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明代吴炳是著名的戏剧家,创作的剧本《灿花五种》在中国戏曲史上有重要地位。清代陈维崧,作词1800余首,开创“阳羡词派”,振兴了中国最后的诗坛。储欣先生是清代著名学者,数十年在家中著书立说,著作等身,在宜城东庙巷九峰楼讲学,以培养后人为己任。宜兴古代文学家蒋防、蒋捷、邵灿、万树、蒋景祁、周济等都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中国的书画国宝《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八十七神仙卷》等都曾经为宜兴名家所收藏。


诗书传家的精神又是一种道德观和价值观,直接影响人的处事态度和立场。具有这种精神的人大多有个共同特征,那就是顾全大局、刚正不阿、或不惜舍身成仁。在许多历史的紧要关头,总有挺身而出的宜兴人的身影。西晋周处任御史中丞,敢于揭发朝中权贵之错,并能秉公处理。周处为此招来嫉恨与报复而战死沙场。南宋周葵,任职两个月就上了30道奏章,毫不客气指出宰相的失职之处。明代徐溥为相国,以爱惜人才著称。明朝御史陈于廷,不怕得罪权贵,以直言敢谏闻名天下。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吏部侍郎周家楣,为官总是以巩固国家基础、改善民生为己任,作《遇礼考》解决外交难题。光绪年间礼部侍郎徐致靖,忧国忧民,在戊戌变法期间,上疏光绪皇帝,“保荐人才”、“请定国是”,被称为掀开“百日维新”序幕的人。为此,后来徐致靖险招保守党杀害。潘菽先生曾任南京大学校长,是北京“五四运动”中被捕学生代表之一。周培源教授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早年在上海参加五四运动。在文革期间,他顶住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要“打倒爱因斯坦”的逆流。他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86岁高龄还带研究生,还向中央写报告议政建言。著名的现代京剧导演艺术家阿甲先生,虽然曾经遭到江青和所谓“两报一刊”的点名批判,但他坚持信念与四人帮作斗争,后终于在审判四人帮时出庭作证。文革结束后,蒋南翔同志为恢复国家高考制度发挥了巨大作用。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从古至今,宜兴人以刚毅和才情著称,他们以社稷百姓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个性特征和处世观念贯穿始终,形成了不计个人得失和安危,在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的个性特征,铸就了诗书豪情和肝胆相照的高尚品格。
综上所述,宜兴的悠久历史和长期积淀,是宜兴独特的文化个性和精神风貌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宜兴人文精神也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活力,这种活力显现在历史过程中,并具有超越时空的特点。一般认为,当今社会的竞争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进一步是科技创新和人才的竞争,再进一步是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因此,进一步探索宜兴人文精神的内涵,概括宜兴“城市精神”特点,是把握历史发展脉络,提升宜兴文化软实力,更进一步改善民生,促进宜兴经济、文化、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是古为今用和文化传承的需要,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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